浙江实现申报国家级非遗的“三连冠”

这涉及进入到这些运转的通道，也涉及个体生活方式对这些系统运转的依赖。

第二，协同治理符合上位法及政策的目的，满足合目的性的要求。这首先属于机构责任，由相关方的实际决策部门承担不利后果。

对于那些关系整体利益，因而需要做出整体政治决定的事务领域，民主的地方主义都会带来严重侵害。未来，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协同行为，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受理并裁判，但须以协同行为产生外部法律效果为前提。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区域协同治理还要促进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共同发展。在理论上，中央可以针对地方行使所有权力，但是尽可能明确中央行使控制权的条件、后果及程序，有助于保护和激励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部，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克服建立在地域分割基础上的低水平发展，是区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功能。在责任法中，还应恰当发挥人民法院的功能。广州大学人权理论研究课题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论纲》，《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66页以下。

相应地，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核心任务，个体利益因之受到限制。这也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不断强调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原因及意义所在。该理念最初的目标是消除工业化的负面后果，其主张针对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采取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以消除社会不公，这与欧洲传统的社会国家理念相契合。正是基于消弭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观念，才衍生出政治调控的必要性。

参见前引14，Luhmann书，第79页以下。来自于社会本身的威胁，只能由国家予以防范，国家的政治决定权是保障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

由此，在民—政—治的治理结构中，政可以起到把握政治方向、实现国家整合的作用，且能通过与治、民的内在分工，达到民主集中制的规范目的。在市民社会内部，冲突和分化的趋势显著。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相应地，宪法的功能集中于建立经济自主的框架秩序和建立保障私领域的规范结构。近代早期，市民社会的内部问题靠私自治解决，宪法仅专注处理国家与个体两极之关系。

市民社会的自由主义观念推崇个体自由，主张经由个体理性而自发形成社会秩序。为了更好地调控社会，宪法需要重塑国家、社会、个体的关系，宪法自身也需要探索并走出新的道路。此外，社会主义宪法还具有革命属性，这使其国家建构的功能更加突出和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道路与世界宪法的发展潮流既有相通之处又有竞发之相，即它们都处于现代性的维度之中，都致力于对现代性引发的社会问题予以回应。

国家、社会、个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天然和谐，而是会经常发生冲突。在基本权利保护层面，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以合宪性审查作为制度依托，中国的基本权利在较长时期内并无合宪性审查制度作为保障。

魏玛宪法中加入了大量的社会权和社会保障条款，以回应自由经济带来的社会问题。基本权利的保护需要国家的积极干预，需要在不同私主体的基本权利间或者宪法价值间进行权衡。

如何通过保护基本权利实现对社会的调控，如何处理个体自由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至今也没有发展出具有说服力的标准。自由主义的宪法范式与福利国家的宪法范式同属资本主义的宪法范式，社会主义的宪法范式与这两者完全对立。此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基础上的宪法整合功能，主要通过政治系统的调控机制，以及以社会为本位的基本权利体系来实现。故而，近代中国立宪并非对西方立宪观念的照搬，而是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自身特色。市民社会主要是以经济领域为中心构建的，但现代社会恰恰因为经济领域的无序，产生了去经济中心化的要求。再次，功能分化的视角可以在实践中指引规范的适用。

（4）若特定社会子系统的运转可能引发自然环境风险，政治需要加以干预，以消除生态环境面临的风险。所谓实现社会自由，就是在全社会形成不受强迫的沟通机制。

前引36，沟口雄三书，第15页。关于哈贝马斯对宪法范式的区分，参见J.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8, S. 326ff. 有学者将宪法区分为十八世纪之宪法十九世纪之宪法二十世纪之宪法（参见章永乐：《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以20世纪20年代前期为中心的考察》，《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第93页以下）。

这也意味着，政治调控要以维系社会子系统的功能分化为目标，以消除社会中的去界分化危险为必要和限度，如政治系统对于经济系统的干预和调控，是以纠正经济系统自身运转紊乱或者纠正因经济系统扩张而导致的去界分化危险为限，不能超过这一界限对市场进行不当干预。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中的社会平衡要求与社会多元功能的实现联系到了一起。

市民社会的内在分化，表现为功能的多元化。参见A.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5, S. 144ff. 例如，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象征的价值整合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整合功能。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功能转型 近代中国的立宪道路虽受西方影响，但因国情与西方不同，最终选择的道路方向也与西方完全不同。防止政治系统的任意扩张。

对于民主集中制宪法内涵的阐释，参见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65页以下。现今，个体的基本权利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来自社会的约束，或负担着社会义务，或受到他人基本权利的外部约束。

其中，功能分化是基础，政治调控为的是解决功能分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2）对个体基本权利的保障受到功能分化的内在限定，个体自由的展开（如经济自由）不能以危及系统功能分化为代价。

与之不同，社会主义范式的宪法强调国家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消灭社会中的剥削和各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将国家权力辐射到全社会。尽管人民与国家权力的行使相对分离，二者仍能通过特定的机制保持联系，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政治整合聚焦于解决功能多元社会中的失序现象，相应地，政治系统的调控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1）政治上的涵括，即将所有人涵括到所有子系统中，尤其要防止部分个体因经济状况等原因被直接或间接地排除在社会沟通之外。中西宪法在现代复杂社会中面临相似的时代任务，即实现个体自由、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内在融合，处理好国家、社会、个体三者间的立体关系。这种来自社会的约束，主要通过客观价值秩序结合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得以部分实现。参见前引29，King等书，第85页。

若借助系统来重新理解社会，在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中，社会整体可被视为由一个个承担特定功能的社会子系统构成，社会主义就应被理解为多元功能分化社会的良性运转。（5）通过政治上的价值整合解决社会的碎片化、价值虚无化等问题，但此种价值整合不能威胁到全社会的功能分化。

2.福利国家的宪法范式：对社会领域的适度干预 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福利国家理念因之兴起。在罗斯福新政实施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尊崇契约自由至上的理念。

（3）个体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功能分化社会的维系，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干预，这需要政治系统扩张自身的功能领域，但国家的干预又需受到功能分化和个体基本权利的双重制约。后者则将保障个体自由与社会正义联系到一起，致力于消除个体与社会的内在紧张关系。